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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想自己师从张颂的经历,王世林感慨颇多:

　　“在我读研究生的时候,研究生很多,有的导师都带不过来。可张颂老师那一届就带我们师兄弟两个人。那时张老师的头发已经全白了,给我俩讲课时,从不看稿子不看书,一讲就是一个上午。他满腹经纶,娓娓道来,课讲得非常引人入胜。我们手中的笔恨不得一直不停,把他说的每句话每个字都记下来。”

　　名师出高徒。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编导讲过这样一个故事:一次,联播进行中突然来了一篇非常重要的口播新闻稿,稿件上画满密密麻麻的修改符号,几乎让人看不清语句的起止。罗京接过稿件后从容播出,一字不差,绝无“急就章”的窘迫。直播结束,演播室全体人员兴奋地鼓掌祝贺。导播说,罗京的这段播音“值十万元”!

　　张颂说:“播音员、主持人的创造性,能够催生有声语言表达的‘典范’,传承‘书同文’,成就‘语同音’,让我们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,响彻寰宇,光耀千秋。”

　　“那是值得我们为之奉献一生的事业”

　　一位省电视台的负责人来到中国传媒大学,希望张颂推荐几位优秀的新闻播音员。这位负责人说:“我们那儿谈话节目的主持人太多了,我就需要好的新闻播音员。”

　　在口语化播报方式盛行的今天,张颂一直坚持自己的看法:“有声语言幽眇难知,它是一项注重内心体验与能动创造的工作,由新闻与传播学、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、文学与艺术学、哲学与美学四大学科支撑,同时又有着学科独立性。探究中华文明宝库,对语音的研究,古代有《声类》、《四声韵略》等等,现代有《语音史》、《音韵学》等,但语音篇章中还没有一页关于有声语言表达效果的研究,因而这里有一片广阔的土地。我们要心无旁骛地研究,那是值得我们为之奉献一生的事业。”

　　面对“明星”辈出的电视荧屏,张颂旗帜鲜明地提出:反对“口语至上”,反对主持人“演艺化”,反对话语权力的萎缩或泛滥。他说:“广播电视是党、政府和人民的‘喉舌’,是‘舆论阵地’。其中,新闻性节目是她的‘主体’、‘龙头’和‘骨干’,必须真实、准确、迅捷、密集地传播有价值的有效信息。因此,她要具有权威性、可信性。新闻播音员(包括主播、主持人)只能是‘党的宣传员’、‘人民的知心朋友’。他们一定要以真实的身份、真诚的态度、真挚的感情、真切的语气,进行有的放矢、有感而发、有动于衷的传达和交流。任何一点虚假做作、张扬卖弄,都会使传播失真、失效。”他告诫学生:“任何时候,我们都不能忘记自己的‘公职身份’。我们出现在话筒前和屏幕上,不是一种个人行为。”“电视节目主持人是公众形象,他们要体现国家形象、群体形象,他们的语言权力是神圣的,怎可等闲视之?”他说:“我们从来没有否认‘个性’,但那是坚持党性、使共性寓于个性之中的个性。”

　　张颂认为,我国历史上存在着“重文轻语”的现象,现在并未消失,而播音员、主持人正是用有声语言(不是用文字)传播信息、传播文化,因此,“清楚明白”是起码要求;能不能揭示内涵,有没有分寸和分量,是进一步的要求;是不是给人以美感享受,则是更高的要求。如果观众听不清主持人说的是“不信”还是“不幸”、是“明星”还是“民心”,那是语言传播的悲哀。

　　张颂的观点得到很多人的赞同,但也引起了争论和反驳。面对正常的学术探讨,张颂显得十分平和:“我现在的观点可能不被接受,但不管对错,我要把自己的声音留下来。百年后再来看,也许后人会注意到当时有这样一种声音。哪怕错了,后人也好有个参考。”

　　虽然张颂已年过古稀,但他仍然关注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,至今笔耕不辍。谈起张颂,他的学生芦巍这样说:“老师是我人生的导师,他对我的影响是深入骨髓的。”

　　播音员不是“传声筒”

　　播音员、主持人到底是干什么的?用怎样的形式播报新闻最为恰当?随着受众要求的不断变化与提升,很多媒体开始作出不同的尝试。“据我所知,央视内部居然曾有人提出来让相声演员去播报新闻……”张颂说。

　　张颂回忆道: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创建20年之际,曾邀请了部分知名演员、语言艺术家,在话筒前播报几篇广播稿。这些同志在自己的创作圈中,如鱼得水,显示出非凡的语言造诣,但是在话筒前广播,报新闻像讲故事,念社论像角色独白——不对路。这个事实说明,播音有特殊的语言表达要求,用别的腔调是不行的。

　　“播音一定要有自己的语言规格,而不能失去它。当然也不应有固定腔调。”张颂说。

　　一度,邢质斌找到张颂,聊起自己想退出“新闻联播”的想法。

　　“你现在退下来做什么?”张颂问。“我想去当记者。”邢质斌说。

　　“怎么可能?你跟‘新闻联播’已经分不开了!”

　　张颂始终强调,“新闻播音员不是一群没出息、一味照稿念的传声筒。”他说:“同样一段话,我有多种表达感情的方式,仔细听绝对能揣测出、感受到其中内涵。邢质斌他们全是在自己理解下,用敏锐的思维反应把握政策分寸,发出自己的声音。没有局限性,哪有创造?他们一直用声音在一个局限的空间里翻跟头,这就是创造。”